朱虹, 杨向东, 吴冉 | 缓冲与催化:希望在大学生自杀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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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治

缓冲与催化:希望在大学生自杀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1朱虹 , 2杨向东 , 1吴冉 

1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咨询中心;2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心理学系

摘要：研究大学生自杀行为机制及其保护性因素，对于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和临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以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为依据，考察希望在大学生自杀行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杀人际关系理论的潜变量模型能较好拟合我国大学生自杀行为数据。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显著影响大学生自杀行为，且具有叠加效应。习得的自杀能力，尤其是死亡恐惧感的降低，对大学生自杀行为也有显著影响。希望对大学生自杀行为存在缓冲和催化两种调节作用。当个体心理状态恶化时，高希望水平会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降低自杀意愿和行为产生的可能；但在同样情况下，如果个体缺乏希望或绝望悲观，则会起到一个催化作用，放大对自杀行为的影响力度。随着个体心理状态恶化程度的提高，这两种机制的作用逐渐增强。研究发现对我国高校大学生自杀行为的临床或预防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自杀；人际关系理论；希望；调节作用  

基金项目：上海市学校德育实践研究课题"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的识别和预警研究"（2018-D-230）

一、问题的提出

自杀是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约有80.4万人死于自杀，有自杀意图或自杀未遂经历的人数分别为6000万和2000万(WHO, 2014)。在一些国家，青年人的自杀率逐渐增长，这一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WHO, 2014)。在美国，自杀是大学生群体中排名第二的非正常死因(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4)。1990-2004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的自杀率为6.5/10万，约是同龄的一般人群自杀率(12.6/10万)的1/2(Friedman, 2009)。在我国，自杀是15到34岁人群非正常死亡的首要原因，约占该年龄段死亡率的20%(Phillips, Li, & Zhang, 2002)。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大学生自杀率为1.3/10万，低于全国20-24岁人口的自杀率(3.8/10万)(Wang, Chan, & Yip, 2014)。而201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13.2%的大学生存在自杀意念，3.4%的大学生具有自杀未遂经历(Gao et al., 2018)。大学生在同龄人中学历最高，是社会发展的未来中坚。大学生自杀不仅给社会、学校造成严重的损失，也为家人和同伴带来深远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探究大学生自杀的心理机制，揭示影响大学生自杀风险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对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极其重要。

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 IPTS)是近10年来非常有影响力的自杀理论(Joiner, 2005; Van Orden et al., 2010)。该理论认为，个体只有在同时具备自杀愿望和自杀能力时才会实施自杀行为。自杀愿望源于两种人际心理状态，即归属感受挫(thwarted belongingness)和自我累赘感知(perceived burdensomeness)。归属感受挫是个体的归属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痛苦的心理状态。自我累赘感知是个体的一种错觉，即认为自己的存在是生活中的重要他人或社会的负担以及由此生成的自我怨恨。研究表明，患抑郁症等精神障碍、重大或慢性疾病、性-生理-情感受虐、失业、家庭矛盾、战场经历等自杀行为风险因素，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个体的归属感受挫或自我累赘感知，进而使其产生自杀的愿望(Czyz, Berona, & King, 2015; Kleiman, Liu, & Riskind, 2014)。但自杀愿望不直接引发自杀行为，自杀行为的发生需要个体同时具备自杀的能力，并克服自杀所带来的痛苦及对死亡的恐惧。IPTS认为，通过不断经历各种痛苦或恐惧的人生经历或事件，个体可以后天习得自杀能力(包括对死亡恐惧的降低和躯体痛苦忍受性的提高)。当对死亡的恐惧降低到一定程度，并能够忍受因死亡行为而带来的生理痛苦时，自杀愿望就有可能转化成为实际的自杀行动。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希望作为预防自杀的保护性因素受到更多的关注(Grewal & Porter, 2007; Stewart, Eaddy, Horton, Hughes, & Kennard, 2015)。希望是一种积极的心态或特质，源于个体对自己及其未来的积极信念和预期(Menninger, 1959)。高希望者具有达成目标的自我效能和动机，能够围绕目标建立当前和未来思维的关联，生成促进目标实现的各种方法或途径(Snyder, 2002)。研究表明，高希望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呈正相关(Snyder et al., 1991)，与归属感受挫和自我累赘感知等负性人际心理状态呈负相关(O’Keefe & Wingate, 2013)。一项对非裔美国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希望可以缓和归属感受挫、自我累赘感知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Hollingsworth, Wingate, Tucker, O’Keefe, & Cole, 2016)。但人们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老年人的希望水平在归属感受挫和自杀观念之间无显著的调节作用(Cheavens, Cukrowicz, Hansen, & Mitchell, 2016)。以上两项研究样本量均较小(N=109/N=91)，且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结果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大学生群体。目前，针对我国大学生的相关研究较少。探究我国大学生的希望水平在人际心理状态及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大学生自杀行为的产生机制，促进对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和干预。

综上，本研究以IPTS为依据，探究我国大学生的希望水平对人际心理状态和自杀行为的关系的作用。本研究将通过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检验IPTS在我国大学生群体自杀行为中的适用性，考察希望在归属感受挫、自我累赘感知和大学生自杀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期改善对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实践。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来自上海市某高校的大学生，所有学生于开学后两个月内完成网络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7175份，清理作答存在不一致的问卷后共保留有效问卷6783份，有效回收率为94.5%。其中，男生2423人(35.7%)，女生4360人(64.3%)；本科生3166人(46.7%)，平均年龄19.28±0.76岁，硕士生3058人(45.1%)，平均年龄23.77±1.30岁，博士生559人(8.2%)，平均年龄27.54±3.38岁。

(二) 研究材料

1. 人际需求量表(Interpersonal Needs Questionnaire，INQ)

该量表依据IPTS编制而成，用以测量个体的人际需求(Van Orden, Cukrowicz, Witte, & Joiner, 2012)。该量表包括归属感受挫和自我累赘感知2个分量表，共15个题目，每个题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利克特7点评分，其中6个题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归属感受挫和累赘感知越高，人际需求越没有得到满足。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7，归属感受挫和自我累赘感知两个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3和0.71。量表中文版由李晓敏等修订完成(李晓敏等, 2015)。

2. 习得的自杀能力量表(Acquired Capability for Suicide Scale，ACSS)

该量表依据IPTS编制而成，用以测量个体习得的自杀能力(Orden, Witte, Gordon, Bender, & Jr, 2008)。该量表包括降低的死亡恐惧和提高的身体痛苦忍受性2个分量表，共20个题目，每个题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利克特5点评分，其中7个题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死亡恐惧越低和躯体痛苦忍受性越高。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8。

3. 希望量表(The Hope Scale, HS)

该量表依据希望理论编制而成(Snyder et al., 1991)。共有12个题目组成，其中4个题目指向主体性(agency)，4个题目指向路径感(pathways)，另外还有4个干扰题。每个题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利克特4点评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希望水平越高。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4，主体性和路径感两个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76和0.80。

4. 自杀行为问卷(Suicide Behavior Questionnaire-Revised，SBQ-R)

该问卷用于调查自杀行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由4个题目构成(Osman et al., 2001)。每个题目指向自杀行为的不同方面。题目1指向自杀观念和尝试，题目2指向过去一年中出现自杀念头的频率，题目3指向与自杀行为有关的交流，题目4指向自我报告的自杀行为实施可能性。题目采用利克特4点或7点评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自杀可能性越高。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8。

(三) 数据分析

第一步，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法，以测评工具的设计构念为依据，验证和修订各测评工具的测量模型。采用结构方程建模中常见的RMSEA、SRMR、CFI、TLI等指标对模型拟合程度进行检验。通常，如果SRMR < 0.08，RMSEA < 0.05，CFI或TLI介于0.90和0.95之间，则认为模型拟合良好。如果SRMR < 0.1，RMSEA < 0.08，CFI或TLI大于0.90，则认为模型拟合可以接受(Brown, 2006; Hu & Bentler, 1999)。第二步，在量表测量模型基础上，在潜变量水平上验证人际关系理论在大学生自杀行为中的适用性。第三步，考查希望在归属感受挫、自我累赘感知和大学生自杀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数据分析使用SPSS 22.0和Mplus 7.4软件进行。

三、研究结果

(一) 测量模型的确立

表 1给出了各量表最终采纳的测量模型、各因素对应题目以及模型拟合信息。其中，单因素模型能比较好地拟合自杀行为量表的数据(RMSEA =0.009, SRMR=0.006, CFI =0.999, TLI =0.997)。人际需要量表的测量模型符合了该量表的原初设计结构，即包括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两个维度。但在观测指标上，删除了原量表中的3个题目(题目1，9，12)，保留了12个题目(见表 1)。该模型和数据拟合良好(RMSEA =0.049, SRMR=0.034, CFI =0.946, TLI =0.931)。

已有文献表明，习得的自杀能力量表的因子结构并不是很明确。Smith等人(Smith, Wolfordclevenger, Mandracchia, & Jahn, 2013)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发现四因素模型(三个实质因素加上一个方法因素)能够较好拟合量表数据。三个实质因素分别为提高的身体痛苦忍受性、降低的死亡恐惧感、暴力欣赏倾向。方法因素是负向评分题目的公共方差因素。Rimkeviciene等人(Rimkeviciene, Hawgood, O’Gorman, & Leo, 2017)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发现五因素模型能较好拟合数据。五个因素都是实质性因素，分别为降低的死亡恐惧感、暴力欣赏倾向、对血腥场面不敏感、对死亡经历无畏和一般性无畏。Ribeiro等人(2014)从原初量表中抽取了7个题目，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形成了只测量降低的死亡恐惧的子量表。考虑到本研究旨在检验IPTS的适用性，我们在原量表的设计构念基础上，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题目进行筛选，构建了包含提高的身体痛苦忍受性和降低的死亡恐惧感两个实质因素和一个方法因素(三个负向评分题目的公共方差因素)的测量模型(见表 1)。修订后量表包含了10个题目，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58, SRMR=0.041, CFI=0.952, TLI=0.941)。

按照希望量表的原初构念构建两因素模型，对由8个题目(4个指向主体性，4个指向路径感)组成的量表数据进行了拟合，结果发现该模型拟合并不理想(RMSEA=0.079, SRMR=0.06, CFI=0.871, TLI=0.833)，且两个因素之间相关接近于1(r=0.953)。改为单因素模型，拟合情况有所改善(RMSEA =0.062, SRMR=0.053, CFI =0.922, TLI =0.900)。后继分析发现题目10和12在内容上重叠度比较高，无法完全由希望因素加以解释，故而删除第12题。最终模型包含7个题目，拟合良好(RMSEA =0.073, SRMR=0.035, CFI =0.957, TLI =0.936)。

(二) IPTS的检验

我们依据IPTS构建了两个模型(图 1和图 2)，用以检验该理论在我国大学生自杀行为中的适用性。图 1给出了自杀的人际心理状态(包括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和习得的自杀能力(包括提高的身体痛苦忍受性和降低的死亡恐惧)对自杀行为的预测关系。模型拟合数据良好(RMSEA =0.033, SRMR=0.041, CFI =0.938, TLI =0.929)。如图 1所示，该理论的四个核心构成之间的相关程度从较小到中等，表明不同构成所指向的建构有所不同。其中两个人际心理状态——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0.304, P < 0.001)，习得的自杀能力的两个构成——即提高的身体痛苦忍受性和降低的死亡恐惧——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r=0.477, P < 0.001)。降低的死亡恐惧和自我累赘感知(r=0.124, P < 0.001)之间、和归属感受挫(r=-0.117, P < 0.001)之间均具有较低的相关关系。身体痛苦忍受性和自我累赘感之间的相关不显著，和归属感受挫则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r=-0.438, P < 0.001)。自我累赘感知(β=0.446, P < 0.001)和归属感受挫(β=0.133, P < 0.001)均显著影响大学生自杀行为。相比之下，自我累赘感知对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影响力度大于归属感受挫。在习得的自杀能力中，死亡恐惧感的降低显著影响大学生自杀行为的产生(β=0.140, P < 0.001)。身体痛苦忍受性的提高虽然也显著影响大学生自杀行为(β=- 0.044, P < 0.05)，但在影响力度上相对较低，且与IPTS所预期的方向相反。

按照IPTS，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不仅各自对个体的自杀意愿或行为产生影响，两者同时出现还会产生叠加效应(Van Orden et al., 2010; Orden et al., 2008)。图 2给出了添加了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的交互作用的模型拟合结果，用以检验这一假设。如果出现叠加效应，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应该对自杀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如图 2所示，在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基础上，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显著影响大学生的自杀行为(β=0.186, P < 0.001)。个体同时经历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会进一步强化自杀意愿，导致自杀行为的产生。除此之外，该模型中不同变量的关系在模式、力度和方向上和图 1总体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加入交互作用后，身体痛苦忍受性的提高不再显著影响大学生自杀行为(β=- 0.041, P=0.07)。

(三) 希望在大学生自杀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在图 2模型的基础上，添加希望以及该潜变量和自我累赘感知、归属感受挫三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用以考察希望在大学生人际心理状态和自身行为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见图 3)。如图 3所示，希望和自我累赘感知(r=-0.116, P < 0.001)、归属感受挫(r=-0.266, P < 0.001)均存在负相关，和身体痛苦忍受性(r =0.177, P < 0.001)、降低的死亡恐惧(r=0.064, P < 0.001)均存在正相关。希望对大学生自杀行为有直接的显著影响(β=-0.133, P < 0.001)。希望水平越高，则出现自杀意愿或行为的可能就越小。

理论上，如果希望具有调节大学生自我累赘感知、归属感受挫等心理状态和自杀行为关系的作用，则希望、自我累赘感知、归属感受挫三者的交互作用应该对自杀行为有显著影响。这一预期在图 3中得到了验证。希望、自我累赘感知、归属感受挫三者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大学生的自杀行为(β=-0.083, P < 0.001)。添加三者交互作用之后，原模型中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的二维交互作用(见图 2)不再对大学生自杀行为有显著影响(β=0.034, P=0.242)。

为了进一步明确希望在大学生自杀行为中的具体调节功能，本文将分析样本中的被试按照希望得分从低到高均分成5组，利用线性回归分析，分别估计在不同希望水平上人际心理状态对自杀行为的影响情况。图 4给出了具体的分组、各组内估计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以及不同希望水平上人际心理状态和自杀行为的关系。五个希望水平组从低到高，相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556，0.193，0.008，0.058，-0.200。如图 4所示，随着希望水平的提高，人际心理状态对自杀行为的影响方向逐渐由正转负。随着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水平由低到高，整个图形自左至右呈扇形分布。当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水平较低，即人际心理状态相对良好时，希望水平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但是，当人际心理状态逐渐恶化时，希望的调节功能逐渐增强。具体来讲，当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水平提高，人际心理状态恶化时，高希望水平会起到缓冲的作用，降低心理状态导致自杀意愿和行为产生的可能，表现为对应的回归系数是负值。然而，同样情况下，低希望水平会起到催化的作用。个体缺乏希望，或者处于绝望悲观的心态，会进一步放大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对自杀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对应的回归系数是正值。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针对我国大学生群体，利用潜变量建模方法，检验IPTS在我国的适用性，并考察希望这一保护性因素在预防大学生自杀行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IPTS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大学生的自杀意愿以及行为产生机制。该理论所提出的核心构成，如自我累赘感知、归属感受挫、提高的身体痛苦忍受性和降低的死亡恐惧等，均有比较好的区分性效度。核心构成之间的关系模式整体符合理论预期。两个人际心理状态——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习得的自杀能力的两个构成——提高的身体痛苦忍受性和降低的死亡恐惧——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跨越人际心理状态和习得的自杀能力，各构成之间的相关整体上较低，表明个体人际心理状态和习得的自杀能力属于不同的建构。这与已有的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Stewart et al., 2015)。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人际心理状态会显著影响大学生自杀行为。个体自我累赘感越强，或者归属感受挫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产生自杀意愿或行为。相比归属感受挫，自我累赘感知对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影响力度更大。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相一致，本研究发现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的影响具有叠加效应(Van Orden et al., 2010; Orden et al., 2008)。当大学生同时经历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时，自杀意愿或自杀行为会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强化。习得的自杀能力对大学生自杀行为也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死亡恐惧感越低，越有可能导致大学生自杀意愿或行为的产生。同时，研究发现身体痛苦忍受性显著影响大学生自杀行为，但与自杀人际关系理论所预期的方向相反。提高了身体的痛苦忍受性更倾向于减少大学生的自杀行为，而不是该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增加大学生自杀行为(Van Orden et al., 2010; Jr, Merrill, & Orden, 2005)。不过，本研究中这一效应比较小。在加入了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的交互作用后，身体痛苦忍受性提高的效应不复存在。当前，已有研究更多地采用习得的自杀能力量表总分作为变量，而不是根据理论建立测量模型的方式来研究各构成成分与自杀意愿或行为的关系(O’Keefe & Wingate, 2013; Orden et al., 2008; Chang, 2017)，因此，这一发现值得进一步研究证明。

在IPTS框架下，希望水平在大学生心理状态对自杀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希望的调节作用可以分为缓冲和催化两种机制。而且随着个体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等心理状态的逐步恶化，这两种机制的作用逐渐增强。当个体心理状态恶化时，高希望水平会起到缓冲的作用，降低自杀意愿和行为产生的可能；但在同样情况下，如果个体缺乏希望，或者处于绝望悲观的心态，则会起到催化的作用，放大自我累赘感知和归属感受挫对自杀行为的影响力度。这表明希望的作用机制并非简单的有缓冲或没缓冲的问题，而是在不同水平上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这一作用模式呼应了Chang(2017)发现的希望在匈牙利大学生的绝望和自杀风险关系中的调节机制。

本研究对我国高校大学生自杀行为的临床或预防研究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献研究表明，国内仅对IPTS进行了引介(李建良，俞国良, 2014)，尚未有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通过验证这一理论，在一种系统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解释希望这一保护性因素的作用机制。这种方式有助于克服碎片化的研究模式，整合相关的研究和发现，形成系统的研究假设，构建我国大学生自杀行为产生和干预的理论机制。本研究表明，基于IPTS建立的潜变量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我国大学生自杀行为数据，从而为我国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采用该理论理解大学生的自杀行为发生机制提供了实证证据。此外，本研究揭示的希望在大学生自杀行为中的调节机制，也为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研究基础，具有一定的临床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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